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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1月2日，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认为，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增强资本实力，优化非金融企业自身的资本配置。但一些企业投资动机不纯，通过虚假注资、杠杆资金和关联交易，急剧向金融业扩张，同时控制了多个、多类金融机构，形成跨领域、跨业态、跨区域、跨国境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风险不断累积和暴露。为促进金融控股公司健康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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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流动性风险袭来事实上， 早在两日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三胞集团所持南京新百、宏图高科股份进行冻结之时，高质押风险的序幕便已拉开。南京新百及宏图高科7月31日的公告显示，该次股份冻结缘起于三胞集团与浙商金汇信托2017年11月开展的一笔融资业务。尽管截至目前该融资贷款尚未达到约定的还款期限，但浙商金汇或出于审慎考虑，先行向法院提出了财产保全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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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判认定，2012年至2016年间，时任淮南国基投资有限公司、淮南世纪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徽锦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郭勇，利用杨振超担任淮南市委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所在公司在淮南市房地产项目收购、开发经营、房屋拆迁等事项上得到杨某的关照和帮助，非法谋取不正当利益，并大肆向杨振超行贿。2011年春节前，杨振超在其淮南市住处收受郭勇美元2万元（折合人民币13.141万元）。2012年6月，杨振超在其合肥市住处收受郭勇价值4.9万元的玉石手把件一个。同年下半年，杨振超收受郭勇给予的价值451.5451万元的合肥市滨湖假日花园2幢504室房产一套，该房产系杨某选定，并由杨振超确定装修方案。2013年，杨振超收受郭勇给予的价值854.9万元的上海市乳山路506弄8号501室房产一套及车位一个，该房产登记于郭勇亲戚许某名下，郭勇告知了杨振超家属侯炜亚门锁密码，并按照侯的要求进行了装修。同年，杨振超收受郭勇价值42.0716万元大众牌汽车一辆，由侯炜亚支配使用。上述财物共计价值1366.5577万元。法院另查明，郭勇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向杨振超行贿的事实。案发后，涉案的财产已被查封或扣押，在杨振超受贿案中已进行了处理。案件审理期间，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向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对涉案公司以单位犯罪起诉，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检察院未起诉。原审法院认为，郭勇作为多家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共计价值1366.557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唯有指控罪名成立有误，应予纠正。郭勇经有关机关传唤到案，归案后能主动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处罚。因公诉机关未对涉案单位指控犯罪，本案不再处罚。综合以上量刑情节，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后果，决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法院裁定郭勇犯单位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宣判后，郭勇向合肥市中院提出上诉。郭勇及其辩护人认为，郭勇系自首，符合缓刑的适用条件，原判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并适用缓刑。合肥市中院审理查明，原判认定郭勇单位行贿的事实，已被一审判决列举的证据证实，该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予以确认。关于郭勇是否系自首的问题，合肥市中院经查：郭勇的供述能证实，2016年5月，中纪委调查同志打电话向其核实送给杨振超财物的事实，郭勇接到电话后到安徽省党风廉政教育基地接受调查。因此，本案属于“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情形。故郭勇不构成自首。关于郭勇能否适用缓刑的问题，合肥市中院经查：本案行贿数额逾1300万元。因此，郭勇不属犯罪情节较轻。故郭勇不符合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不应适用缓刑。今年9月6日，合肥市中院作出终审裁定。该院认为，郭勇作为多家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共计价值13665577元，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原判在量刑时，业已结合郭勇的犯罪事实、性质、后果及到案后表现等量刑情节，充分体现刑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量刑并无不当。因此，郭勇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该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